本文建构了“赋能型国家”理论模型，以系统阐释当代中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深刻政治经济转型。研究发现，这一转型标志着经典发展型国家范式的系统性演进，其核心动力在于通过“财富分配的结构性转化”来重塑国家社会契约。这一进程具体体现为国家战略重心从“投资于物”转向系统性“投资于人”，以及治理形态从直接经济干预向强化基础性权力与公共服务递送的深刻优化。本文采用理论建构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社会保障整合与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的实证锚定，论证了成功的转型不仅需要制度创新，更依赖于将“共平、公正、法治、民主”价值制度化，并培育与之契合的新政治伦理。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将本土政策话语转化为一个可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前沿对话的中层理论框架——“赋能型国家”，为理解后发展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演进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 赋能型国家；共同富裕；治理转型；分配政治；国家能力；比较政治经济学
以“嵌入性自主”和战略性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曾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主导性范式（Amsden, 1989; Evans, 1995）。然而，当该模式的成功催生出高度复杂的经济体与日益尖锐的社会不平等时（Piketty, Yang, & Zucman, 2019），其在分配正义、社会包容与可持续增长方面的理论局限便暴露无遗。中国当前推进的“共同富裕”议程，应被理解为对这一结构性挑战的深层回应，其背后是一场关涉国家角色、积累模式与合法性基础的深刻治理范式转型。这不仅是一个政策调整问题，更是一个亟待新理论框架予以解析的重大政治经济学命题。
本文旨在提出并阐释 “赋能型国家” 这一中层理论模型，以此概念化工具有力地捕捉上述转型的本质。这一进程呼应着“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政治哲学论述，即发展的核心目标从克服物质稀缺，转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创新。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共同富裕”目标驱动了“财富分配的结构性转化”，而这要求国家重构其基础性权力，将其核心使命从充当生产性投资的催化者，重新定位为公民人力资本与社会机会的赋能者。 这并非国家角色的退却，而是其形态与功能的深刻优化：在保持战略规划与执行力（“强国家”）的同时，其职能重心转向法治、社会投资与公共服务递送，从而追求“有效治理”。最终，这一转型的巩固，依赖于一套以“共平、公正、法治、民主”为基石、强调服务与分享的新政治伦理的制度化嵌入。
经典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一个具备高度自主性的官僚体系，通过“驾驭市场”和战略性“投资于物”，成功引导了后发工业化（Johnson, 1982）。该范式的分析核心在于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以及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其社会政策常被理论化为具有“生产主义”特征，即主要作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保障社会稳定的工具，从属于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Kwon, 2005）。这种理论预设导致了对分配问题和社会契约演变的分析不足。长期来看，不平等的加剧不仅侵蚀社会凝聚力，更可能通过抑制国内消费需求与人力资本积累，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与质量（Stiglitz, 2015）。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包容性发展型国家”（Öniş & Şenses, 2005）、“发展型福利国家”等修正概念，尝试调和增长与分配的矛盾，但它们大多仍将社会政策视为对经济成功的事后修正或补充，尚未充分理论化国家角色在“后赶超”阶段的根本性、战略性重构。
“赋能型国家”是发展型国家传统在新时代的演进与超越。它继承了前者的国家能力、长远视野与战略执行力，但将其终极目标与运行逻辑进行了根本性重构。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以下五个维度的系统性转变上：在核心目标上，从单一的经济增长与产业赶超转向人的全面发展与包容性繁荣；在关键投资上，从集中于物质资本与战略性产业转向优先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公民的可行能力；在国家主要角色上，从市场的驾驭者和产业导师转变为公平规则的制定者、公民能力的赋能者与公共服务的保障者；在合法性基础上，从主要依赖提供高速增长的“绩效合法性”扩展为兼顾机会公平与社会尊严的“包容性合法性”；在权力运行逻辑上，从依赖突出的专断性权力进行资源调配，转向强化渗透社会、贯彻政策的基础性权力，并使专断性权力受到法治与制度的理性化约束。
· 功能与目标重构：从经济增长工程师到公民可行能力的投资者。 国家的核心经济角色发生位移，从挑选与扶持特定产业，转向投资于全民的健康、教育、技能提升与社会保护网络。其成功标准从GDP增速，扩展为更广泛的人类发展指标（如健康寿命预期、受教育年限、社会流动性），其哲学基础可追溯至阿玛蒂亚·森（Sen, 1999）的“可行能力”理论。
· 资源投向的战略转移：社会投资作为新优先项。 财政资源与政策激励系统性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与终身学习倾斜。这种“社会投资”理念（Morel, Palier, & Palme, 2012）旨在提升全体公民抵御风险、把握机会与实现潜能的综合能力，被视为维持经济创新活力与社会韧性的战略性支出，而非纯粹的消费或负担。
· 国家能力的辩证重塑：基础性权力的强化。 转型远非简单的“大政府”到“小政府”线性叙事，而是 国家能力的战略性重塑（Mann, 1986）。其关键在于：在直接的生产性投资和替代市场的领域收缩，同时在规则制定与监管、再分配调节、公共服务递送等领域强化能力。这是一个“基础性权力”（渗透社会、贯彻政策的能力）持续增强，而“专断性权力”（随意性、不受制约的干预）受到法治、制度与多重问责约束的理性化、现代化过程。
“必然局/自由局”的论述为转型提供了内在的伦理与政治哲学动力。“放大格局”、“服务意识”与“懂得分享”等政治要求，实质上是呼吁政治与经济精英接纳并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契约与积累体制。这触及了转型最核心也最艰难的层面——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利益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即从“增长联盟”向更广泛的“发展联盟”或“福利联盟”的演进可能。
赋能型国家通过系统性干预财富创造、分配与循龙8国际唯一官网环的全过程，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其机制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3.1 初次分配的赋能性矫正：建构生产性公正。 旨在优化财富创造的起点与过程，超越对市场初次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主要手段包括：通过强化劳动法律法规与推动实质性的集体协商，扭转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趋势；实施严格且常态化的反垄断与公平竞争审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市场势力和分配扭曲；通过法治保障与针对性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并保障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2 再分配的赋能性升级：从消费维持到能力投资。 这是“投资于人”战略的主渠道，其创新在于将再分配从传统的消费维持性补贴，转化为提升生产力与个体可行能力的社会投资：
· 社会支出转型与积极福利体系建设： 致力于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城乡统筹的积极社会福利体系。投资重点聚焦于教育质量公平（尤其是早期教育）、预防性公共卫生、普惠型儿童照护与社区支持服务，旨在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与社会排斥的代际传递，投资于未来的人力资本。
· 税收体系的现代化与调节功能强化： 在优化个人所得税（迈向综合计征）的同时，审慎设计并探索房产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财富存量调节税种。这不仅旨在为普惠性社会投资筹集必要、可持续的财政资源，更是平抑过大的财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
3.3 第三次分配的催化与制度化：培育分享型社会文化。 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如慈善捐赠抵税）、社会荣誉体系与便利化的法律框架，有意地培育慈善公益生态系统。其目标是将慈善捐赠从依赖个人道德动机的偶然行为，催化为制度化、可持续的社会财富流动渠道。这有赖于“分享”伦理从高层倡导和精英示范，逐步内化为社会中稳定的规范性期待与社会资本。
本节通过对中国关键政策领域的追踪分析，为“赋能型国家”理论框架提供经验支撑，展示其逻辑的实践形态与内在张力。本部分采用过程追踪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报告与政策文本。
4.1 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转向：预算优先级的重置。 中国财政支出正经历从生产性投资向社会性投资的深刻再平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自2012年起持续保持在4%以上的法定要求（财政部，历年报告），且支出重心强调向农村、边远与薄弱地区倾斜。更具标志性的是，卫生健康支出占比从2013年的5.9%稳步上升至2022年的约7.2%（国家统计局，2023），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比也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社会性支出（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总体占比的攀升，清晰地体现了国家预算优先级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战略调整。
4.2 社会保障体系的赋能化整合：构建普遍性安全网。 过去碎片化、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全国统筹、全民覆盖、权责清晰、保障适度”的目标进行系统性整合。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基本建成。截至202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6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国家医保局，2024）。这一整合旨在为全体公民，特别是大规模流动人口，提供一张可携带、可预期的社会安全底网，降低其面对市场风险的脆弱性，此为“赋能”的基础性工程，旨在增强个体的经济自主性与风险应对能力。
4.3 “乡村振兴”作为综合赋能实验场：空间维度的能力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超越了传统的农业补贴，是一个融合了产业生态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延伸、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创新的综合性区域发展计划。其核心逻辑是阻断城乡间的“能力剥夺循环”，通过系统性提升乡村人力资本（如职业教育、乡村医生培训）、社会资本（如新型合作社、乡贤理事会）与物质资本，赋予乡村社区内生发展能力。它是“赋能型国家”理念在特定地理与政治空间上的集中体现与政策试验，目标是实现空间的正义与能力的平等化。
4.4 转型中的张力与挑战。 实践揭示了深刻的张力，这些张力构成了理论模型需要进一步解释和复杂化的部分：地方政府在传统经济增长压力（与官员考核、土地财政相关）与新增民生支出承诺间的激励兼容问题；房产税等直接税改革面临的社会接受度、技术复杂度与既得利益调整的强大阻力；在加强平台经济监管与保持市场创新活力之间寻求平衡所需的精细制度艺术。这些张力正是转型进入深水区的标志，也是未来理论检验与政策优化的核心议题。
将“赋能型国家”置于比较政治经济学谱系中，可更清晰地辨识其理论坐标、创新点及其引发的学术对话。
· 对经典发展型国家范式的演进与超越。 经典范式以产业赶超为终极目的，社会政策是辅助性、工具性的；赋能型国家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经济政策是达成包容性繁荣的手段之一，且须接受社会公正标准的检验。它将社会政策从“边缘”提升至“核心”，实现了发展伦理的重置。
· 与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区别。 北欧模式以高税率、普惠型高福利和制度化的劳资集体协商（社会伙伴关系）为特征。赋能型国家虽同样重视社会投资，但其哲学更强调福利的“生产性”、“激励相容”与渐进性，其国家-社会关系、政党制度与福利资格的建构方式根植于迥异的政治传统与社会结构，更侧重于通过国家主导的再分配和公共服务来培育能力，而非依赖于强社会行为体的博弈。
· 同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根本分野。 赋能型国家坚决反对“最小国家”理念，它主张一个在规则设定、纠正市场失灵、提供关键公共品和进行战略性社会投资上强有力且积极作为的国家。这与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角色的根本性质疑、对市场自发秩序的绝对信仰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有效的强国家”，而非“退出的弱国家”。
· 与“国家资本主义”及“威权韧性”论述的批判性对话。 “赋能型国家”模型揭示了其政治经济模式内含着动态演进逻辑。为维持长期的政治稳定与执政合法性，国家必须主动回应高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与潜在风险。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和构建社会安全网，国家旨在培育一个有能力的、从而也是更具生产力与社会满意度的公民群体，这本质上是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的复杂过程（Zheng, 2021）。这表明，其治理模式内含着经济效率、政治稳定与社会公平三者间的动态平衡与交换机制，超越了静态的“威权资本主义”或“韧性”标签，指向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的、且具有内在转型动力的治理形态。
本文系统建构并初步验证了“赋能型国家”理论模型，为解析中国以共同富裕为纲领的深刻变革提供了一个兼具解释力与启发性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这场转型远不止于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调整，更是国家在积累模式、社会契约与合法性基础层面的协同演进与战略性重构。从“发展型国家”到“赋能型国家”的演进，反映了后发展经济体在达到一定工业化水平后，面对不平等、人口结构变化和创新需求等挑战时，对国家发展主义遗产的改造与升级。
其长远目标，是缔结一个以公民可行能力为核心的新国家社会契约：国家致力于通过制度化的社会投资为每个公民赋能，确保其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公平起点与社会韧性；公民则在更公正的规则与更充分的能力保障下，参与经济创新与社会建设，共同驱动可持续的长期繁荣。这要求 “法治” 为权利与市场交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框架；“公正” 贯穿于机会、过程与结果的综合考量；“民主” 在多层次的政策协商、执行监督与广泛社会参与中不断深化其内涵与实践；而 “共平” 则成为共享发展成果、凝聚社会共识的坚实伦理基石。这一转型的成功与否，最终将取决于赋能性制度能否真正确立，以及分享与服务的新政治伦理能否在国家与社会层面深入人心。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文侧重于国家中心的宏观理论建构与顶层政策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深化：1）微观实证研究：运用家庭面板调查数据与严谨的因果推断方法（如双重差分、工具变量），评估各项“社会投资”政策（如医保整合、教育扩张）对个体就业质量、收入流动性、健康水平与主观福祉的具体影响路径与效应异质性。2）地方执行与比较案例研究：深入省、市、县等地方层面，考察赋能型政策在复杂地方情境（不同财政能力、产业结构、官僚素质）中的执行逻辑、策略性变通、实际效果与未预期后果，比较不同地区的“赋能”模式。3）系统的跨国比较历史分析：将中国路径与韩国（从发展型国家到“民主化后”的福利扩展）、新加坡（“赋能型”社会政策设计）、甚至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传统）等案例进行更系统的比较，探究不同政体、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阶段下，“赋能型”国家建构路径的多样性、条件约束与演进轨迹。中国的探索，正为全球范围内如何调和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性难题，提供一个充满张力又至关重要的实践样本与理论参照。
聚焦经济学理论（如行为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计划与市场经济等）的深度解析与现实映照，助力理解经济世界的底层逻辑与多元维度。
